失落孔雀蓝

蓝绿球

三之一

马戏团以一种颇为滑稽的方式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平凡的燠热的一个海边六月的下午，空气粘稠让人想不清楚问题，马戏团的广告大概是数学课开始响的，老式三轮车上的高音喇叭；沿江东路，今晚七点，小猴子，大蟒蛇——同学们已经开始笑；这时我意识到我没有看过真正的马戏团。

下课之后我就穿过长长的拥挤的楼梯向下，去高一楼找优优。那天优优穿着抹茶色的薄衬衫和白色短裤，我找到她的时候汗水微微渍湿她的后领，碎头发缠绕地贴在额前和鬓角。我跟她说，你有听到吗，我想去看马戏团。我不是很经常，在人那么多的下课跨过楼去找她，所以看得出来她有点尴尬，不知所措，尤其是她教室里的男生女生都在朝外张望着；但是她听到我的话还是笑了出来，她说哇噻你真是蠢得可以。我说你陪我一起去吗？她说才不。

但是五点半的时候我还是拉着优优一起去了，翘掉这个该死的晚自习，班主任并不真的查人，总有人在自习室、办公室、厕所或者操场或者别的随便什么地方，教室里怕是从来不可能点齐人头。六月初江堤上面的风吹得人很舒服，西北边的天空开出宏大绚烂的朱碟色火烧云，让人想到“其翼若垂天之云”这样的句子，让人坚信大鹏绝不会是一只墨色的鸟。优优在前面一蹦一跳的，时而用高帮的帆布鞋踢飞柏油路上的石子，或是转过身子盯住那片火烧云，倒着走路的样子看上去很调皮。

在路上我们聊起了马戏团。我说我是一个没有什么马戏团常识的人，这个名词在我这里就像银河、风车或者天下大同，仅仅因为与经验太无关了所以才显得遥远甚至不真实。我人生的前十五年住在杭嘉湖平原，那里的县城还有马戏团的时候我们家还在水田环绕的乡野，等到我们搬进县城它又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东西一起销声匿迹了。这个六月以前，马戏团和我的生命从未有过交集。我所知道的无非是，美国大平原上的马戏团，经营愚蠢的斗牛、小丑、爆米花和不光彩的动物表演；拉丁美洲丛林里的马戏团，梅尔基亚德斯和他的炼金术。我多少戏谑地问自己，我要在文学史上，在马尔克斯式的马戏团和马克吐温式的马戏团之外，再创造一个蓝绿球式的马戏团吗？然后我就问优优，你在东北看过马戏团吗？她似乎没有做什么回忆就说没有。我又问，在这里呢？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说嗯我明白。

站在事后朝前看，在这个六月，优优和我沿着江水走向海水去看马戏团的傍晚，那只孔雀的出逃简直是一种必然。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正张皇失措地沿着机动车道狂奔，尾羽下垂拖行地面，在灰尘里划出痕迹。孔雀是一种比家禽大不了多少的鸟，在卡车和渔船中间一只孔雀可以什么也不是。它后面跟着一个精瘦的中年男人，灰扑扑的衣服和脏得一塌糊涂的皮鞋，追逐、迂回、抓捕；马戏团以一种颇为滑稽的方式迎接了我们。

男人轻提着孔雀的翅膀，另一只手蒙住它的眼睛，带着我们走向大篷。然后他自称是老板，为了感谢我们帮他围追堵截那只可怜的鸟儿，他可以给我们半价门票。但我们还是塞给他一个人二十块钱，走进大篷的曙红色门帘布。我就是在那个时刻意识到优优似乎有点过于沉默了，就是那时，我回过头帮她拉开帘子，发现她在哭。但是我那天真是蠢得可以，我好像第一天认识她一样，苍白但是自信地以为她的泪水是出于一些庸常的理由，同情、怜悯或是无意义的自况，我那是就是想不起来一些明明白白的、我们心知肚明的事情。我那时以为，沉默地陪着她是一种情商很高体现关切的行为，站在事后朝前看，在这个六月的傍晚，我的沉默近似为一种残忍。

即使是准一线城市，生长到海边也已经很无力，马戏团里人不多；老人和小孩子，除了优优和我之外没有高中生。那天我们不讲什么话地穿行于几个大篷，小猴子、大蟒蛇、绑气球的小丑。我们安静地排在孩子们后面，等到人稍微散去我挤上前说，“要一只孔雀”。孔雀并不真的像孔雀，使我怀疑小丑手里所有的鸟类都只有一个样子。我把孔雀递给优优。

优优半是好笑半是悲哀地看着我，动手把孔雀解开，翅膀吱呀作响，长气球变回了长气球。我只好再挤进去给她要了一只狗。

等到我们逛完一圈，老板这才把他的孔雀安顿好，抬着一个半大的笼子走进大篷。孔雀站在笼子摇摇欲坠的底，尾羽下垂而混乱，无力地支着生了锈的铁栅格，让我想起人们的头发。上了高中以后优优不能免俗地剪了短发，给慈善机构捐了她从五年级留起来的长头发，后来她还送了我一根，好长好软，缠绕在我的手指上，在皮肤留下清晰的切痕，我把它绕在圆珠笔芯上藏在笔袋深处。此刻我想着那根盘盘绕绕的头发，注视着孔雀紧张的疲倦的眼睛、头上无精打采的饰羽、色泽黯淡的身体和凌乱的无光的尾，我听到优优轻轻地问老板：

“我们可以摸一摸它吗?”

老板担心地指出可能会有禽流感什么的，不过他还是让我们摸了；孔雀对优优很友好，对我就不是这样了。优优小心地梳开打结的潮湿的枝羽，拣出深处沙尘，整理着孔雀已经不再高傲的尾巴。闪光的鳞粉很快沾满她的双手，星辰一样的蓝色、绿色和紫色，在白炽灯下面幻化、升华，成为一种遥远雨林里的光晕。优优在哭。最后她拨开最大的一片尾羽，把跳动的金黄色纤枝展开，暴露出孔雀一万零二只眼眸中的最大一朵。从外向内数是金黄、碧绿、湖蓝和琥珀色的鳞片。优优在哭。

三之二

后来，我知道优优要走的那一刹那我并不惊讶，至少没有比，我知道她要来的那一刹那更惊讶。优优没有亲自来找我，分手之后没过一周她就坐在回平原的高铁上了，而我甚至还要更晚，才被一个当时还是我们共同朋友的人告知她的离开。她是因为这个提的分手吗？再后来我还听到平原上的人说，优优和她妈妈回东北了，不管如何，我确实是再也没见过她。

她也有把孔雀从我的世界带走。

我记得，我得知她要南下海边上学是在2024年的暑假，我妈妈在错杂的朋友圈里刷到了优优的妈妈，以及一张优优站在海边学校门口的照片，那是我五年以来第一次再看到她，她已经出挑、好看、会打扮自己，让人觉得两个美术生的女儿就应该如此。我当时的惊讶是出于，我不知道她会有这样的能力，以及她妈妈会有这样大的勇气；海边和平原的三年是几万公里里程的奔赴，对于一位单亲妈妈这实在算不上容易。后来我又见到她妈妈，不过那是在海边了，龚老师依旧是干练、豪爽、开朗的女性，只是齐肩的短发变成了更短的碎盖，也不再染烫。

因为优优和我早就认识，我又比她早一年来海边，照拂她一点是应该的。所以她的入学军训一结束我就请她吃了饭，她那天被军训的日头晒成小麦色，却似乎没有晒伤的痕迹。新近剪过的头发显得太短，但掩盖不了她比小时候漂亮了很多这样的事实。她穿着藤黄色的连衣裙，站在餐厅外面等我，百无聊赖地转着她的水蓝遮阳伞。聊了几句我就发现她很懂事、很聪明、也很坚强，所以后来当我们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经常是她反过来开导我安慰我。那顿饭里我们谁也没有谈论很多过往，我们最早相识的时候都还是不到两位数的年纪，当时一起玩的朋友们早已是东一个西一个，当年的那个一起上课的画室，也早已无人在意它是否仍存在了。我想我们是飘泊出来读书的可怜孩子，或许我们都需要一些比分数更稳定的东西来锚定我们的生活，所以一起吃了几顿饭之后我和优优过于自然地就成了情侣。

过分自然指的是，我们都忘记了一些心知肚明的事。这些事情一直要到后来，到我见到孔雀尾斑的那个落霞漫天的傍晚，甚至要到优优回到平原而我对此一无所知的那个清晨我才能真正地坦然地回忆；一直要到故事里每一个人都离开，每一片羽毛都褪色了我才能组织语言。我才能诚实地告诉你，画室的主人是李先生，而李先生那时还是优优的父亲，他送给过我们一人一片孔雀尾羽。

李先生美院毕业之后，离开东北去杭嘉湖平原开了一家画室，他教国画，龚老师教素描，另外请了人教动漫、水彩和儿童画。画室一度规模很大，横亘在写字楼的半层，孩子们来来往往很热闹，但是东北人的豪爽又不允许李先生计较这一点学费，那个时候他会带我们参观美术馆，去艺术餐厅聚餐，或是带上颜料桶坐电梯登上写字楼横风呼啸的二十六层，把楼顶的水泥台涂成彩色。那个时候李先生和龚老师都很爱优优，就算我在画室待上一整天也听不到他们三个争吵一句，充其量就是“哇噻你怎么这么蠢。”

因为她爸爸妈妈的工作都压在节假日，我可以想见优优确实很少出去玩，只有每年的春节，最冷的日子里，他们回到东北的冰雪世界。每次回来李先生的脸都会晒伤，他说那是冰雪反射了太多紫外线。他们一家人总是很客气，每次从东北回来要给我们几个跟优优玩得近的孩子带特产和纪念品，鸭绿江的冰化水、小兴安岭的松果，或者松鼠毫的毛笔；还有一次是孔雀羽毛。

我甚至记得那天我正在临摹一幅工笔昙花，用炭棒打形，左边的优优已经开始调墨准备勾线；这个时候李先生兴致很高地抗进来一个扁担一样的快递盒子，抽出一支一米多长的羽毛摊在毛毡上，金黄的枝羽颤动，彩色的尾斑凝视，从内而外依次是琥珀色、宝石蓝、翡翠绿和柠檬黄。

我把我的孔雀尾羽带回家，重温着李先生教我的如何调出这些色泽的方法。我从未成功过，我从未意识到那是我在画室的最后一个春天，2019年的我也从未意识到这是童年的我最后几次见到优优。

2020年的春节，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被困在了哪里，做了些什么，起先不知道，后来不知道，最后和优优谈一年恋爱了我还是不知道。我只知道，等到春天过去，初夏过去，那些许久听不到的名字在我的生活里复苏的时候，我听说龚老师和李先生离婚了。那之后我还去过几次画室，店面只剩下一间，老师只剩下两个，优优跟着妈妈生活，而画室登记在李先生名下。画室里灯火昏沉，李先生身体不好，很严重的关节炎，手肘骨节突出让人害怕，活动时发出尖锐声响。但是他却开始喝酒，劣质白酒的瓶子偷偷扔在颜料柜的底层，以没有人知道的速度堆积成山。仅仅半年时间，取代和消弭就代替生长成为了这里的主角。我看着李先生用一个下午喝光泡面碗里的汤，给往昔学生的家长一个又一个地打电话，希望着，或者恳求着他们把孩子送过来，或是预支他们并不昂贵的学费。又是一个潮湿的下午，我看到仅存的另一位年轻女老师推开国画室的门开始质问，李老师你到底买不买颜料？那时候我就知道画室开张不下去了，与其说是出于钱或日渐稀少的学生，不如干脆说是出于这该死的潮湿的鬼天气好了，我知道李先生和他的画室，就这样了。所以我也就再也没去过。

三之三

我和优优向来是很平常的情侣，我们的谈话会回避有关画室的一切，甚至回避美术；我们后来给人的感觉是，我更喜欢诗歌她更喜欢音乐，我们近乎以为我们成功了，我们逃开了，我们稀释掉了涂抹在我们记忆里的那些好浓好厚的颜料。我知道她妈妈后来改考了英语的教师资格，在我们小学对面的小机构里上班。我们是平常的情侣，我们都不急着从彼此身上获取什么，在一起也不算很久，所以我们不常有肢体接触。

但是那天，优优梳完孔雀的尾羽之后就抬起头看完，她的眼睛红肿但充满清澈悲哀，一边哭着一边用气声问我还记不记得一种叫孔雀蓝的国画颜料，比宝蓝再紫一点，比湖蓝再厚一点，比群青再亮一点，然后她把双手孔雀蓝的鳞粉拍打在我白色T恤的胸前，在孔雀一万零二只眼睛注视之下她抱住我开始抽泣。我的左手盖住她发丝柔和的后脑，想起我们孔雀蓝点染的昙花、孔雀蓝涂抹的羽毛、孔雀蓝色的画室和孔雀蓝色的父亲晒伤的脸，东北大地上孔雀蓝色的冰雪茫茫一片。

我轻轻开口问她，其实你有看过马戏团对吗？她在我肩窝点点头，孔雀蓝的鳞粉进入她的发缝，她几乎要成为一只孔雀。优优有看过马戏团，我早该猜到，但那不是在东北，而是在西南；孔雀羽毛绝对不会是东北的特产。2019年初的冬天，李先生去东北把脸晒成紫色的日子里，那时优优和她妈妈去的是西双版纳。

那天晚上我们抱着哭啊哭，直到老板来请我们离开。老板说这一站生意不好，接下来他要带着动物们北上去平原。大篷已经拆掉一片，卷好，往小卡车里面塞；然后是笼子们，小猴子昏昏欲睡，大蟒蛇简直是从未醒来过；然后是小丑的戏服、气球箱子、乱七八糟的铁环和放掉气的大皮球。看着老板做这些使我又想到李先生给我的那束羽毛，后来被存放在书房角落，羽根填充灰尘，滞重让人忘记如何飞翔。我多想回去把它撕个粉碎。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老板的卡车轰隆隆驶上国道，尘土飞扬；一如以前我目瞪口呆地人们谈论自己的爱恨，看着他们出现又消失；一如后来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优优的火车盘绕过山丘就去到了平原；一如我目瞪口呆地注视孔雀的眼睛，把无数明艳的羽撕下又藏起，目光涌出来就把世界都染成孔雀蓝。 🏝️